愿效江水去不还

在路上

*一个故事,关于我自己;还有我所热爱的杰克·凯鲁亚克。


在路上

 

  “是谁开了残忍的玩笑,让人不得不像老鼠一样,在旷野上疲于奔命?”

  ——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

 

  六年前的某个春天里的日子,那时我尚在读高中。那是一个周日的上午,阳光猛烈,洒进屋子里。我愤懑不平,在网络上搜寻符合自我心意的只言片语,在某一个瞬间,我看到了这句话。这使我想起集群奔跑的旅鼠,它们疯狂奔驰,向着大海,然后在海水里沉没。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垮掉派。

  六年前的夏天我结束了中学,那一个夏天燥热多雨,狭小的卧室闷热又冰冷,从麻布床单上我直视天花板的每一个角落,在灯罩上有不规则的花纹。我无处可去,我无计可施,在那个时候不管是施舍我一个葱头还是一根蜘蛛丝我都会紧紧握住。我向着大海奔去了,我一无所知,那是华北平原的风。

  大学的日子现如今回忆起来宛如一场稍纵即逝的梦境,它们虚幻缥缈,我每每无法将之握住。从回忆里铺展而开的画轴破碎凌乱,我只能回想起我傲慢的无知,它令我在愤怒与不甘中呼号。在那个晚上,在那些晚上,在芦苇丛生的湖水边我发出谵妄的嚎叫,高尔夫球场的白色铁丝网高高耸立,我的声音传到了顶上。

  我在那四年里实在地到了很多地方去,我背着巨大丑陋的电脑包在每一个假期踏上火车,假装自己是个荒凉天使——这是凯鲁亚克的另一本书,那时他在美国西北部的山岭之间做着孤独的护林员。我在路上,我读寒山子的诗,我是个流浪者。我为什么会感到恐惧呢?那是黑色的春天,对我来说却是自由的山冈,我在陌生的城市游荡,又坐上回程的列车。

  我还去了别的一些什么地方,我热烈地陷入对于安达曼海的爱恋,也在这广阔大陆的西端环游。而我最不能忘怀的是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山岭之中的那个夜晚,北极圈进入白夜,夏季的高纬度依旧带着寒意。我想高唱北风之歌,但是在那个晚上我躲在房间里动弹不得,我与白夜里的林莽对视,红裙的女妖不会为我唱诱惑的歌,我只想从那里逃走,回到人间,到热闹的地方去。

  叶公好龙用来形容我再好不过。你们知道,你们知道的,在我多多少少的创作之中我狂热地描写阒寂无人的极北之地,而我在现实面前弯折了双腿,我伏在地上,痛哭流涕。

 

  我依旧倨傲,这愚蠢的傲慢填满了我的整个大学。我正如同在第二个学年做出的决定那样到日本去了。那座城市我对其几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鲁迅和荒木飞吕彦还有我自己的奇妙冒险。我将它称作“杜王町”,那是伊达政宗的领地,在古城迹的山顶,我能俯瞰整座城市。这座城市并不大,轻易就能一览无余。那座山还不够高,如果从川内校区的教学楼顶向下看还能见到更广阔的地面。再往上,是青叶山,如果要下到地铁站台,一共有十一段电梯。

  那是一个金黄灿烂的孤寂之秋,漫山的树变了颜色,河水下降,露出黑黝黝的河床。在某一个雪后的早上我站在白色大桥(是的,那座桥的名字就是“大桥”)上拍摄初霁的虹彩,电视台的话筒对准了我,我受宠若惊,滔滔不绝,我绞尽脑汁赞美新的生活。然后我同他们道别,去最高的那栋楼上研究室去,在那处宽敞却压抑的房间里日复一日挣扎于梦魇。

  你们就尽情地笑吧!又有谁能想到我在数月之后便要同之作别了呢?我当然地质疑起自己的德行,我当真便如此不堪,竟毫无一点点资质吗!这是一方面的因由,是台面上的托辞,再更深层的地方我同最高权力者有着根本上的隔阂,深如马里亚纳海沟。那是人民公社与集体农庄,是伴侣号卫星,是里根与星球大战,是南京大屠杀,是南海。在尾牙会上我们对着把月亮涂成红色再刷上可口可乐标志的暗号,然后在最后的卡拉OK里,我唱着《青年以荒野为目标》。

  中村几乎是立马蹦了起来:“这是谁的歌?”我举起话筒。王惊异看着我,却不知中村是为了什么。那里还有八木,在研究室的时候我们谈论朴槿惠与邪教。他们说你为什么不去东京呢?东北什么也没有。你应该到东京那种地方去的。

  我最后还是到东京去了,不过在那之前,我独自一人,在四岛做一个神色仓皇的背包客。我在青森看不见前方的大雪里从码头走到JR车站,我走了两个半小时,中途在一间百货商场买了薯片吃。我去了四国的边界,在神社里我遇见三十年前的校友,他的强壮老婆和两条狗。我还到我挂念已久的福冈去了,在梦野久作的《脑髓地狱》里的九州大学游走。那一日是高考自主招生的日子,我毫不知情,我进入其中,南国巨大棕榈树指向苍天,天空上有客机飞过。那天晚上我在森林公园(或许吧,我已记不清名字)侧门对面的拉面馆吃饭,店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婆婆。她给我糖果和饼干和杂志和炸的天妇罗,在拉面里放满了配料几乎要溢出来。她跟我说话,听我讲在东北的事,听我诉说在那些夜不能寐的日子里我是如何地度日。她就像全世界每一个祖母那样用绵羊一般柔情的眼睛看着你。她的嗓门很大,但是声音温柔,她的普通话讲的不好但是她的爱比拉面的配料还要满。我被她一大勺一大勺舀着天妇罗的哨子,我喝着汤,她话多而构成另一碗心灵鸡汤,我全部都喝进了肚子里。临行前她要过我的水杯执意为我灌满一大杯自家泡的凉茶,末了从围裙里掏出一大把水果糖放在我的手心上,她笑呵呵,为我祝愿,我同她别过了。

  我冲进地铁站的厕所里嚎啕大哭。

  在我从东京离开的那一天,我在东京站前的au营业点注销了手机号。我回到东京站要去成田了,在最后一个红绿灯路口,我看见被雨淋湿的地面上有一只鸟,那是一具被碾平的腐烂尸体,它在雨水中透着灰蒙蒙的暗红色。

 

  我拖着残躯回来了,就像是绝望的兵士。我到底又是一个人,我什么都没有说过,又有谁真的有读心术呢?我以前出于爱好看过很一些书,虽然只是浮于表面,但我为自己下了定义并去求证于医学。我知道了5-羟色胺这种东西,我甚至能头头是道对其进行阐释,但那只是蒙骗混沌无知的局外人。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再看书。

  我几乎是要忘记垮掉派和凯鲁亚克,因为我真正地“垮掉”;不是”BEAT” 又或者是别的什么。”BEAT GENERATION” 说到底就不应该被“垮掉的一代”给粗鲁带过,这”BEAT” 是敲打,是冲击,是二战之后的反叛,是后现代主义。

  “一个该死的危机过去了接着又他妈的来了一个。”——在《杜洛兹的虚荣》里面凯鲁亚克这么形容自己一九四〇年的夏天。而那时是七十七年之后,我该死的的危机也接踵而至。我每天五点半起床去学习开车,持续两个月,中途一直在医院往返。我坐在麦当劳里面睡着了,面前是炸鸡油腻的包装纸,手机上还提示着我一千三百或者一千四百道题我只做了三分之二。我回家呕吐,按下抽水马桶键抽走那一天晚上被我囫囵吞进肚皮里的一百块钱或者更多,这种事有过很多次,我习以为常但咬牙切齿。

  矛盾激烈值达到最大,我事实上很想把白色高脚凳送入某些运动的肉类之中。不过我最后还是在一个大雨的日子里离开了,我在蓝色黄色粉色绿色的线路上奔驰,在一个终点或另一个终点坐在地板上,取下眼镜,撑开雨伞。我见到了一只猫,很年幼,是个男孩。它围着我的脚转,身上是漂亮的暗蓝色。

  在咖啡店他们见到了我。我买书回去,重新开始学习英语。

  勉强过线。

 

  我又想起了凯鲁亚克。这个法裔加拿大人的小子是橄榄球队的明星,他被邀请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波士顿学院也想弄到他。如果他最终去了波士顿学院那么他的父亲将会获得晋级,如果不,那么就被解雇。但是纽约是一场异常斑斓绚烂的宏大盛宴,这宴会永不止息,从码头区到中央公园到第五大道。在洛厄尔能够得到什么?耶稣会学校什么都没有。纽约,纽约!

  对我自己而言,纽约并非梦中情人,但远方的海和城市永恒吸引着我。还记得我在大学时对安达曼海陷入的疯狂热恋吗?现在我又要见到它了!

  我的新生命,它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向我挥手,我没有犹豫一分钟就冲了过去。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不需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去走谁都一眼能见着头的道路?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凯鲁亚克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他横穿整个孤独大陆,东西南北,去到墨西哥,去到纽芬兰。他做水手时让船躲过了德国人的炸弹,在英格兰的广场里人们依旧在广场上行走。水手,水手,护林员,背包客,常青藤校外的草地,城市之光。凯鲁亚克提到过很多人但我只对寒山子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印象深刻。死将喂青蝇,吊不劳白鹤。饿著首阳山,生廉死亦乐。

  我看了他的书六年了。

  我仿效他的文字,就是在这一篇里面我也依旧用着从他那里学来的说话语气。“……开拓,聆听,顺应一切……”“……做心灵的痴狂圣徒……”“……永远接受失败……”“……你一直是个天才……”

  我也在路上,我做一个行僧,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在我的新生命变作回忆之后,我渴望写出我的虚荣。

  就像是杰克·凯鲁亚克。哦!大海是我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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