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乡漫谈·两个世界
*俄罗斯篇，本章涉及各种理论和历史事件，若有谬误欢迎指正，有不同意见欢迎探讨。
有几段和上一章《Mare Nostrum Balticum》无缝对接了，大概欧洲篇彼此都多多少少会相互关联。
*“希腊-波斯”数段参考了安东尼·帕戈登的著作《两个世界的战争》提出的理论，该书立场鲜明，一些观念或许同中国大陆所受教育有所出入，但仍旧是值得一看的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私信我。
*希望收到诸君的评论和感受。
两个世界
“……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首要角色。要是丧失这种信念，那就不成其为民族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娄自良译版《鬼》，第二部第一章第七节
极北之地盘踞着一头巨熊。
由于历史原因，不少人怀有苏联情结；每每讨论至斯，便唏嘘难自抑。对于我而言，苏联是出生以前的事情，我也只会在翻阅那些八十年代世界地图册时感慨，那已被遗弃在上个时代。这个北方的巨大国家在人们的记忆当中用粗犷的钢铁同鲜血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它是那么的近，又是那么的遥远，从维京的留里克到斯拉夫的罗曼诺夫，从伊凡雷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从古老的基辅罗斯到如今的俄罗斯联邦；这头饥饿的巨熊始终大张着嘴，胃里传出雷鸣般的怒吼。九世纪以来，巨熊有过种种冗长而沉甸甸的名字。
从北京起飞，经过乌兰巴托，穿过蒙古领空，透过平流层的绵密云朵，西伯利亚跃然眼前，那是原始而孤寂的东方土地。它实在是辽阔，山脉与河流支撑不完它的骨架；它实在是偏远，铁道与公路仿佛细弱的氧气管。它生机勃勃，有苔原有森林有草原，有松鸡有黑貂有红狐；它孤僻落寞，时代的印刻在它身上留下尺规般生硬的伟大业绩。远东的孤岛上，不通汽车的城市在活火山下生长。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是俄罗斯最著名的两大城市：莫斯科古老，圣彼得堡年轻；莫斯科是“俄国式”的，而圣彼得堡是“欧洲式”的。
莫斯科十二世纪中期它发源于市内的天然高地，也是现在的克里姆林宫所在处。“克里姆林”在俄语中意即“内城”。那确乎是一处恢弘的建筑群，红色的高墙依高地地势屹立，是一座巍峨断崖，刀削一般地分隔了内与外。这是一座骄傲的城市，继承着自弗拉基米尔大公建城以来积聚的荣光；城市里遍布的苏联式的建筑如同导弹与战车，挥不掉的肃杀之气，时刻提醒着你并不遥远的冰冷年代。
同古老的莫斯科相比，年轻的圣彼得堡却更有一份迥然相异的，欧洲式的格调。自彼得一世从瑞典人手中得来了这个直通大西洋的北方出海口复又迁都至此，十八世纪以来，这座城市一直保有着最初的建筑风格。最初，一心想要向西方学习的彼得一世将此定为新首都的原因便是这里更加接近欧洲核心；意大利与法国的能工巧匠参与了圣彼得堡的城市建设，大街小巷，随处可以寻得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韵味。
两大城市的“城市属性”在某些程度上也体现出了俄罗斯这一国家本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正如一个具有辩论价值的议题：究竟该怎样定义俄罗斯所处的“世界阵营”？它到底是属于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
公元前2000年左右，亚述人根据自然现象，为“日出之地（Asu）”和“日落之地（Ereb）”冠名，也就是现在的“亚洲（Asia）”和“欧洲（Europe）”。当然，在讨论“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时，人们所论及的并不单单是指地理意义上的东与西，而是从血缘、文化、语言、宗教习俗等的角度，譬如这一国家/地区所遵循的社会制度，或者是崇拜的神祇。
一个经典的对于“东西方世界”的划分最早可以追溯到波斯和希腊时期。雅典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波斯人》中，以拟人化的手法描绘出了希腊与波斯的差异：面对薛西斯的囚禁，“希腊”折断了桎梏自己的笼头，奋力抗争；而“波斯”沉默不语，任由缰辔拘束。这一典型的形象成为了一种既有印象，并且在之后的长时间里被视为显著的特性。这两种文明间对于生活方式和政治权威的理解存有诸多差异。
罗马延续了希腊的政治生活特征，而希腊与罗马式的政治生活特征也传给了欧洲（文艺复兴是其中典型的例子）。有观点认为，这种融合而成的“希腊-罗马世界”奠定了现今社会的“西方世界”的文化与政治基础。
尽管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在神祇崇拜上与欧洲相同，都是基督崇拜，但自诩“罗马帝国正统继承者”的俄罗斯却在很长的时间内被欧洲人排斥在主流文明圈之外。不仅仅是因为伏尔加河以东的广大领土（自古典时代，欧洲与亚洲分界线的北端不断向东推进，起初是在顿河，15世纪末则推进到伏尔加河畔），更是因为其“强烈的东方专制主义色彩”，而被视为亚洲的一部分。然而，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需要重新审视边界的划分。
为了使俄罗斯走向“现代化的大国之路”，自十七世纪末的彼得一世开始，沙皇们选择了“现代化”的道路。这里的“现代化”可以换而言之为“欧洲化”，它意味着俄罗斯成为了“政治民族国家”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了欧洲核心民族的一支。
然而，这种欧洲化的转变在俄国内部引发了对“去斯拉夫化”旷日持久的讨论。俄国人一直以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并且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具有解放世界的神圣使命。这种弥赛亚式的情结源于东正教的影响：他们认为自己不但是对于自己的国民，乃至是对欧洲和全人类，都负有不可推脱的拯救义务。因此，当作为最高君主沙皇的彼得一世认识到沙皇俄国的落后性，认识到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地谋求进步时，国内的反对浪潮汹涌袭来。1698年7月，彼得一世尚在威尼斯学习，而国内四个射击军军团发起武装暴动，准备拥立一位“遵循传统”的新沙皇。彼得一世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此次叛乱，并且强制性地推进了社会变革。这些改革包括但不限于历法、文字、剃掉胡须、穿着西装。
十七世纪后期，彼时的瑞典以顶峰时期的“Mare Nostrum Balticum”控制着整个波罗的海。为了抢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沙皇俄国分别在1700年和1709年两次与瑞典开战。第一次的战争以惨败结束，这一战败促使了彼得一世对于从头建立一只现代化军队的决心，成为了十八世纪初的改革重点。数以千计的学生被派至欧洲学习现代化的军队编制与建设，同时，在俄国本土也建立了大量学校（主要是数学与海洋）和后勤工厂。俄国海军这正是在这一时间建立的。在此基础上，九年后的战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甚至成为了“俄罗斯崛起”的标志。当时，西欧社会评价道：“……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北部欧洲强权被一个几乎不对周边国家拥有影响力的，默默无闻的国家不容忽视地战胜了。它正在非同小可地崛起……”
涅瓦河口正式成为了沙皇俄国的领土。1713年，彼得一世迁都新城圣彼得堡，而拥有八个世纪以上历史的古都莫斯科被放弃。在彼得一世看来，自己用铁腕重新书写了俄罗斯的历史，而在此之前历史似乎就是不存在的。这也是莫斯科与圣彼得堡本质差异的一个佐证：“俄国式”还是“欧洲式”，“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这里的“东方”是作为非传统欧洲文明意义而言）
作为后发国家，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国家迅速崛起之后，应当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与传统？彼得一世的改革让俄国民众产生了对于文化归属的迷失，在空虚的精神下，自我认同岌岌可危。改革不可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者，彼得一世死后37年间，俄国的首都再次迁回莫斯科，签署的法令被期间的六任沙皇废除，整个国家回归到了改革前的状态，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为了新的沙皇。
彼时已是1762年，启蒙运动在整个欧洲传播着民主和法制的观念。叶卡捷琳娜二世早年醉心于此，并认为这将会成为俄国改革的新路标。除此之外，工业革命也已不可阻挡之势开始了。叶卡捷琳娜二世面对的问题相较于彼得一世又有所不同：她应当如何引导着一个传统的农奴国向着现代工业国转变？在启蒙运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下，叶卡捷琳娜二世“不打算用奴役来控制人民，而需要人人遵守法律”。但在那时废除农奴制度相当于是对于沙皇统治基础的一个根本性的颠覆，相当于推翻自己，因此这一改革无果而终。后期，叶卡捷琳娜二世甚至在法国革命之后斥责“启蒙运动是法兰西的瘟疫”。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方针下，女皇统治时期将沙皇俄国的版图扩张到了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但这是将更多的人变成农奴得来的，而建立在农奴制度上，依靠武力扩张所带来的辉煌势必不可能长久。在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诸国完成了工业化的转变后，人类历史翻开了新时代的一页，而沙皇俄国作为一个巨大冗杂的农奴制国家，面临着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和随之而来的新问题。
真正促使沙皇俄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是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正如在波罗的海输给了瑞典人一样，克里米亚的惨败促使俄国不得不直面社会制度带来的巨大问题：农奴制度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在1861年，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始了，农奴制度得到废除，但所遗留下的社会矛盾亟待解决。俄国国内“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从未停止，到底应当走哪一条道路，是否要完全照搬西方，还是回归村社制度？
俄罗斯重要的改革往往发生在对外战争失败之后。到了二十世纪，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沙皇统治迎来了终结。但是，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并没有走上典型的“西方化”道路，而是展开了史无前例的，重要的历史实践。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把这个后发的“欧洲国家”重新推回了东方世界。
从西方中心的史观出发，区分“东西方世界”的标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而走上了同资本主义制度截然不同道路的俄罗斯显而易见地不再是西方世界的一份子。
这种对立状况的激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愈发显著，此时的东方与西方更倾向于是意识形态的对立，整个冷战时期传统的“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对立成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而伊斯兰世界在二十世纪直到二十一世纪初，都只是在局部的斗争，而不是像中世纪时期那样，成为东方世界的代表。
不过，东西方世界永远都是相对的概念。正如俄罗斯属于哪一个世界一直具有争议，在“希腊-波斯”的划分下，远东的中国和日本也有别于“东和西”。而在基地组织“西方应当被彻底摧毁”的“圣战”观念里，西方世界甚至包括了日本、印度以及土耳其。
当我坐在苏联时期的火车上从莫斯科驶向圣彼得堡，我从东方去到了西方。这是地理上的概念，也作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代表被印刻在两座城市的历史风貌里。但我始终又是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穿行，翻过麻雀山淌过莫斯科河，西部的终点是涅瓦河口的圣彼得堡。从那个喇叭形状的入海口出发，向西是赫尔辛基和塔林，是斯德哥尔摩，是哥本哈根直至北海：那是北大西洋，海有不列颠岛，陆有法德诸强，是毋庸置疑的“西方世界”。
不过对于我个人而言，尽管东西方世界的对立是人类史上持续数千年的战争，并且会在很长的未来继续持续下去，但在人类文明的新阶段终将也会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词。如果说大航海时代认识了世界，工业革命促使整个世界相互作用，现今的“地球村”更是由紧密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些所谓的“东”和“西”的划分，也会在科学技术更加蓬勃发展的时期变得越来越淡化，因为没有什么政体能够脱离整体独立存在于世界上。相互之间的文化渗入并非数典忘祖，而是在促使着文明向着更高级别的层面迈进。毕竟，到了宇宙时代，探索到了其他文明，还有什么必要故步自封地只看着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呢？
设想，浩瀚太空飞船相遇，问来者：“故乡何处？”
即作答，不过一句：“我来自地球。”